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引入了某种意义上的成本效益分析。

联邦最高法院在1959年表示，州际协定是一种合同，因此只有根据协定中规定的特定修改程序才能予以变更。2.通过行为机制的间接规制力。

违反区域合作协议的责任，需要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确定。除行政协议外，法国的地方议会还可以以决议的形式，缔结地方合作协议，包括省际议会协议和大区议会协议。《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第20条就规定：行政区域边界划定后，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越界侵权造成损害的，当事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当然，区域合作协议拘束力的实现，不同于民事合同或具体行政行为，有赖于组织法机制和基于组织法的责任追究机制（行政处分），取决于公众的推动。第三，它是缔约州按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

[31]这就表明，缔约双方的纠纷首先由根据合作协议成立的监督机构处理。二、区域合作协议的拘束可能性 （一）法律效力和法律实效 凯尔森把法律效力区分为应然效力和实然效力。《决定》重申了这一内容：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是在情绪上滋生抱怨不满、悲观与失望。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落实法律规范。这不仅仅是指宪法规定的上述法律性规范性文件（非基本法律、法规、规章等），而是还应该包括非法律性的规范性文件，如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坚持法治理念，还要重视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护宪即维护宪法权威、实施宪法监督，开展违宪审查，为实现依宪治国提供保障。坚持法治理念，还要以法治方式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优化。

依宪治国还能给予人民美好生活的预期。尤其在我国，宽容理念的推广在法治建设中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非此就不能摆脱人治和专制的影响，宪法治理就失去了基础。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同时，党的政法委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司法解释的合宪性、舆论借监督之名裹挟司法等问题，也到了必须破解的时候。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现行宪法以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此即基本的正面清单，唯有将清单转换为现实，使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确保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弘扬民主精神，激发社会活力，将权力关进由权利编织的制度笼子中，法治才是完整的。三是对中国宪法视而不见，唯外国马首是瞻，将外国宪法当作试金石评判我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包括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宪法制度体系，使这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民主作用。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法治亦不可能在朝夕间实现。宪法规定了国家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规范了国家权力民主化运行的基本程序，确认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这就为国家法治建设提供了民主内容和根本准则，也为立法、执法、司法的民主性方向提供了根本指引。

规范上，一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有制定具有普遍拘束力规则的权力。三、法律保留的当代阐释 作为法治的下位原则，法律保留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和法律至上。

法律之于宪法的任务在于实施，立法机关负有将宪法规定的内容具体化的义务，以充实宪法规范内涵。宪法能划清党的执政行为与国家权力行为的边界，确保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质法治主义确立了法律须受法的约束，立法须受宪法限制已经成为法治的普遍原则。由于《决定》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其性质是党的文件，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的主体应该是党？这也符合党的领导的原则。当下，依法治国在司法层面的推进应当以完善司法权力独立运行机制为中心展开，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恪守程序公正，对党组织或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形严厉问责，健全司法人员履职保护机制和法律人才流动渠道，强化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其次，根据宪法的规定，宪法解释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主体是常委会吗？似乎应该是，但又不完全是，全国人大无疑也是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的主体，如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权力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解释宪法的机关，不宜自己给自己立法）。

这一认定具备理论与规范依据。再次，宪法第100条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

基于党管干部的原则，可考虑按照政府首长负责制、司法独立行使职权制的精神，适度减少人大人事任免的范围。执政党当然也受这一条文的规制——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党章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明确要求。

所以，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定要充满自信，要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梳理具体的问题，加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创造在中国现阶段能够解决问题的法治实施新制度和新形式，在世界法治发展中树立起中国法治品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软实力! 二、宽容理念 实现依宪治国，还要树立宽容理念，就是要形成平等包容、交流吸收、求同存异、共生共荣、共同进步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氛围。宪法以对国家权力的构造和限制为核心内容，以保障并增进公民权利为终极追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前提是人民主权，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依宪治国之所以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和根本标志，首先是因为只有坚持依宪治国才能保证法治实施的民主内涵，才能实现《决议》所期望的良法、善治。法治意味着法的统治，它明确了法律相对于其他权威的优位性，其于实质上确立了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立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上地位，在最终意义上奠定人民的统治。这些外国法理论固然丰富了我国法治的内涵，但因水土不服，故而仍有相当的副作用。

果真如此，由谁来承担这一繁重的工作呢？这些非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向谁备案？由谁审查？政府还是人大？或者是只在本系统内部备案审查？审查的方式是事先审查还是事后审查？鉴于非法律性的规范性文件数量极为庞大，都进行事先审查几乎不可能，那么很可能以事后审查为主，事后审查是否包括司法机关的审查呢？审查中的依法审查是依据什么法？宪法规定的现有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运作时依据的主要是《立法法》，而《立法法》没有（也不需要）规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那么是否需要再制定一部专门法律？还是有关审查制度分散在不同的法律中分别予以规定？如按照现有制度，如果某宗教社团的章程有违宪或违法嫌疑，一般应由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审查，审查后有权撤销。《决定》明确规定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并且要完善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实在是让人浮想联翩。

董和平，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在中央地方关系理论上，一个明确的原理是权力下放必须与监督机制相伴随。

美国宪法学家尝言，写进宪法中的字词虽然是普通语言，但不可将其视为一般语文，而应遵循解释规则阐释其含义。除了提高立法的民主与科学程度，包括扩大公众参与、听证、听取专家建议和意见，以及规范立法程序等之外，还应增加立法的合宪判断，考察具体立法是否符合宪法理念、原则和规范。

因此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制定的所有规范性文件当然也都要符合宪法，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也可以说是对宪法第5条的贯彻和落实，这是监督宪法实施的一项重要进程。对于中央而言，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制定权属于权力下放。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优化课程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高法治人才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培养适合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高质量专门人才。单纯依靠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缓不济急，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德国法律保留在克服形式主义法治的弊端，明确立法者须接受法律限制，拓展其内涵的前提下，增加了重大性理论的原因。

这说明，轻视宪法文本文字是一种顽疾，根深蒂固，且具有普遍性。在横向意义上，中央国家机关体系内全国人代表大会和一府两院的关系。

我们在此以专栏刊出，以飨读者。坚持人权理念，还要重视政治人权的保障，重点是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在民主性。

一、人民民主的法治与宪法传统 人民民主是我国法治的理论基础，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宪治国首先能够制约权力专横，防止权力腐败。